我们一行人垂头丧气地被带进了派出所，白炽灯将审讯室照得惨白。刘阿姨相机里的照片很快被警察冲洗出来，一叠带着药水味的照片摊在桌上，每张都清晰记录着胡胖子的丑态。在铁证如山的证据面前，胡胖子耷拉着脑袋，被治安拘留七天。而我因防卫过当站在角落，攥紧的拳头还在微微发颤，好在身为未成年人，只是被警察严肃地口头教育一番，这场风波才勉强算翻篇。
暮色渐浓时，我跟着妈妈走进她租住的平房。穿过斑驳的朱漆大门，一股陈旧的霉味混着潮湿气息扑面而来。直到站在院子中央，我才注意到这栋建筑奇特的格局——除了中间那片不到五平米、能看见巴掌大天空的露天区域，其余地方全被低矮的房屋围得严严实实。妈妈轻轻拍着我的肩膀，声音里带着几分感慨："这叫四合院儿。"可我盯着四周倾斜的屋檐和墙皮剥落的砖墙，实在喜欢不起来，唯有一进门那面贴着精美壁画瓷砖的影壁墙除外，瓷面上的花鸟图案在暮色里泛着温润的光，倒像是这破旧院落里唯一的亮色。
当晚，刘阿姨风风火火地把胡胖子的行李一股脑打包扔到了院外。随着那木铁门重重关上，四合院里终于只剩下我们母子俩。夜色深沉，妈妈却没忘记此行的目的——送我上学。山东的开学日期比东北早了一大截，我们连好好喘口气、休息的时间都没有。第二天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妈妈就攥着皱巴巴的地址条，带着我七拐八绕找到了二舅爷王安。二舅爷是个热心肠的人，一听我的情况，布满皱纹的脸上满是关切，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他不辞辛劳地带着我们母子跑遍了城里所有的中学，皮鞋踏过青石板路的声响，成了那段日子最深刻的记忆。
二舅爷擦着额头的汗珠，把最后一所中学的报名表递给我时，夕阳正把校门口的铜字招牌烤得发烫。教导主任推了推金丝眼镜，指尖划过我东北老家带来的成绩单，镜片后的目光像手术刀般锋利：“数学37分，英语刚过及格线？我们这儿期末平均分都比这高。”他的钢笔尖重重戳在试卷上，蓝墨水洇开的痕迹像朵难堪的花。
我攥着磨破边角的帆布书包，听着走廊里此起彼伏的英语晨读声，突然意识到山东的课堂像架精密的机器。教室里悬挂的倒计时牌刺痛双眼，后排学生课桌下堆着半人高的习题集，连课间操时间都有人抱着单词本背诵。当我在课堂测验上对着几何辅助线手足无措时，邻桌女生已经开始刷竞赛题；东北课堂上用来起哄的下课铃，在这里成了此起彼伏的翻书声。
妈妈蹲在路灯下给老家的老师打电话，攥着听筒的手在发抖：“郭老师，您说这孩子在东北明明能排中游......”电话那头的声音混着电流声传来：“山东高考竞争太激烈，题型难度也不一样啊。”她挂断电话后，路灯把影子拉得老长，发梢沾着的柳絮在风里飘，像落了一头霜。
连续被七所学校婉拒后，二舅爷的皮鞋底磨得发白。最后一家民办中学的校长翻着我的材料直摇头：“我们今年名额满了，况且......”他顿了顿，“这成绩跟不上进度，怕是要耽误其他孩子。”离开时，妈妈默默把我护在身后，我却听见她跟二舅爷低声商量：“要不......让孩子留一级？”梧桐叶沙沙作响，盖住了她声音里的哽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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